武则天与洛阳的都城建设

天池山

隋唐洛阳城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都城，无论从城市规模与发展程度上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是中国都城建筑史上的一个高峰。它始筑于隋大业元年，最终完善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可以说武则天时期是洛阳都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以今天考古工作者对洛阳宫城城垣发掘情况来看，认为隋唐洛阳城的兴建至少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隋末唐初，下限不晚于盛唐前期，为我们了解隋末唐初至盛唐时期城垣建筑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隋唐洛阳城城垣1995-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3期）实际上，从文献记载来看，对洛阳城的修筑与改建，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为最重要的历史时期，虽然说隋唐洛阳城建于隋末，但至唐初，"废弃不用"，高宗显庆元年始更为东都，以后"又命司农少卿韦机更加营造。永昌中，遂改为神都，渐加营构，宫室、百司、市里、郛郭，于是备矣"。（《唐六典》卷七《工部》）因此研究武则天时期的洛阳城市建设对于我们了解洛阳城市建设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考古工作者有针对性的实地发掘也能够提供文献上的佐证。基于此，本文拟将武则天时期的洛阳城市建设加以梳理，以飨方家。

     一、神都与武则天政治

     隋唐洛阳城位于今洛阳市区偏西，汉魏洛阳城西十八里处，"始筑于大业元年"。（[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262页）唐代建国之初，废弃不用，贞观六年改号洛阳宫，显庆二年改为东都，光宅元年又称神都。

     唐代自高祖建国，始终以长安为国都，洛阳称东都。高祖晚年于长安城北建大明宫，太极、大明两宫成为李唐王朝最重要的议事之所。高宗上台以后，亦以大明宫为政治中心。只是时常往返于长安与洛阳之间，有时居于洛阳，但主要还是以居于长安为主。至武则天改唐立周才真正将国都定于洛阳，改号神都。关于武则天为何迁都洛阳，说法很多，历来存有争议，但总体来说，出于政治上改朝换代的目的应为最主要的原因。

     自永徽六年（655年）高宗下诏册立武昭仪为皇后，武则天一直是高宗政治上的得力助手。李治身体很差，史称，太宗去世，他哀毁过礼，即落下疾病。显庆五年（660年）开始"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五年十月），百司奏事，有时即委托皇后处决。武则天聪明能干，处事多能符合皇上意旨。高宗皇帝便时常委以政事，权势越来越高，与人主相差无几。

     上元元年（674年）八月，高宗"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旧唐书》卷五《高宗纪》）由于高宗上元以后"风疾"尤重，朝廷政事大多无法处治，故此"上元以来，政由武氏"。（《旧唐书》卷二七《礼仪志上》）这以后朝廷政事大多归武则天处理，形成了朝廷的"二圣"格局。高宗弘道元年（683年）去世，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这中间武则天主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至高宗去世，其想要亲掌政权的政治野心也已膨胀到极点。

     然而自李唐建国，长安作为李姓王朝的首都，经历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经营，虽武则天大加诛伐，李氏王朝的政治影响仍处处存在，为了与旧有王朝分庭抗礼，建立新的政权，武则天决定迁都洛阳，一切从头开始。光宅元年，武则天致信西京留守刘仁轨，云"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通鉴》卷二○三，则天光宅元年）将长安之事委托刘仁轨，而自己专心在洛阳发展。可见此时的武则天已无心再回长安，在洛阳另组班子，再建朝庭的意图已很明确。

     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武则天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之名，悉以义类改之"。（《通鉴》卷二○三，则天光宅元年）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武则天定都洛阳的决心已定，改东都为神都无疑是为了抬高洛阳的地位，使之凌驾于长安之上，宫名太初，也是一切从头开始的意思，而官名的改制也是出于有别先朝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