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升任大司寇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证明孔子之能力非凡人所想，文足以安邦，武亦可定国。可是，往往世俗认为:“凡文者必迂弱”。齐国客卿犁弥就对孔子看走了眼。 按《左传·定公十年》十年春，及齐平。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和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 白话意思:鲁定公十年春天，鲁国同齐国约定会见。夏天，鲁定公和齐景公在祝其会晤，祝其实际上就是夹谷。孔子担任相礼官。犁弥对齐景公说：“孔丘擅长礼仪，但其没有胆量，如果派莱人用武力劫持鲁侯，一定能够遂了我们心愿。”齐景公就按照犁弥的话办。孔子掩护着鲁定公往后退，并说：“士兵们！拿起武器冲！两国国君为了友好而会见，而夷人俘虏却用武力来扰乱，这不是齐国国君命令诸侯会合的方式。外狄之人不得图谋中原，华夏之事不容夷狄插手，莱夷俘虏不得触犯盟会，武力不能通过逼迫而使之友好。这样做对神灵是不祥的，对德行也是违反道义的，对人也是失礼的，这一定不是国君的本意。”齐景公听了这番话后，急忙叫莱人退下。 按《左传·定公十年》。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加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白话意思:将举行盟誓时，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上了这样的话：“一旦齐国军队出境作战，鲁国如果不派三百辆兵车跟随我们，就按此盟誓惩罚。”孔子让兹无还作揖回答说：“如果你们不归还我们汶水北岸的土地，却要让我们听从齐国的命令，也要按盟约惩罚。” 最终，按《左传·定公十年》记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鲁国为了纪念夹谷之会取得的成就，后来在龟阴修城一座，取名为“谢城”。这是后话。 齐国君臣在夹谷会上没有占的便宜，心有不甘，于是决定设宴款待定公孔子一行，看是否还有机会逼定公就范。孔子早已看出端倪。所以当齐国司礼官梁邱据准备设宴时，孔子这样对他说：“齐鲁两国的惯例，你我难道没有耳闻吗？盟会之事已经完成，何必再设宴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况且牺、象这样贵重的器具是不能离开宫室的，庄严神圣的礼乐也不能响于田野。如果宴会上非得使用这些东西，就是违背礼法；如果不用这些东西的话，宴会就简陋的像秕子稗子上大席一样随便。宴会简陋，这是齐君的羞耻，如果丢弃礼法，我国将担负恶名，这样做，我们是图什么呢？设宴的目的本来是弘扬美德，如果办不到，还不如不办呢。” 按《左传·定公十年》。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 这是人类外交史上以弱胜强的典型性案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孔子乃是有德者，亦是有仁者。孔子又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足见孔子有勇有谋，有言有行临危不惧的伟丈夫形象，与后来我们眼里的儒士形象大相径庭。  齐鲁的夹谷之会为鲁国争取到了最大利益，孔子也因此而被鲁国上层所认可，三桓一致推举孔子为鲁相，行摄相事，全面管理鲁国内外事物。 按《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 其中，“定公十四年”应为“定公十年”为妥，因为定公十四年，孔子已经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了。此时的孔子，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二年的时间，升官升官再升官！在官场生涯已到达人生的巅峰——鲁相。所以喜形于色的状态引起了弟子们的怀疑，这也太不像往昔那个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夫子了。而孔子并不否认，回以“乐其以贵下人”，即我开心的是“可以使下面的人变得尊贵”。这正是孔子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终极目标，孔子，圣人也。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文人学者打了两千年的笔墨官司。更为后世谤儒、毁儒者津津乐道，以此说事。 按《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白话意思:孔子做了鲁国的宰相，七日后就杀了少正卯。他的学生进来质问孔子说：“那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物啊。先生执政之始就把他杀了，这样做难道没有过失吗？” 孔子说：“坐下！我来告诉你这样做的缘由。人有五种恶，而不包括偷盗在里面：一是通达古今世事而用心险恶，二是行为邪僻而坚韧不改，三是言辞伪善且巧于狡辩，四是记述丑恶的东西而十分广博，五是顺着非正道的思想而大加散布。这五种罪恶，在一个人身上只要有一种，就不能免掉被君子的杀戮，而少正卯却同时具有这五种罪行。他安居下来就足够聚集门徒而成群，他的言谈足够用来粉饰邪恶而迷惑众人，他的刚强足够用来反对正确的东西而单独成立，这是小人中的奸雄，是不可不杀掉的。因此商汤杀了尹谐，周文王杀了潘止，周公旦杀了管叔，姜太公杀了华仕，管仲杀了付里乙，子产杀了邓析、史付。这七个人，都是处在不同的时代而有同样的邪恶心肠，是不能不杀的。《诗》云：‘忧愁之心多凄楚，被群小人所怨怒。’小人成了群，那就足以值得忧虑了。”  类似的记录还存于《尹文子·大道下》、《孔子家语·始诛第二》、《史记·孔子世家》、《说苑·指武》等等典籍。 而此事《论语》不记，《左传》亦不记，较之孔子年代成书较早的《墨子》也不记，看来其中颇有蹊跷。我认为学者刘方炜的观点能站的住脚，现摘录如下: 以我观之,《论语》、子思、孟子所不言诛杀少正卯之事并不打紧,孔子所传之《尚书》早有为政宜简、用刑以宽的施政信条。况诛杀少正卵乃因言而诛、因心而诛,此等诛言诛心之刑,乃韩非李斯者流倡其首,法家开其端。李斯“禁书”之议曰:“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各以其私学议之,人则心非出则相议一,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此等罗列之罪名，与在此事件中加于夫子之口的“人有恶者五”，何其相似乃尔!韩非李斯为荀况之弟子,清儒王先谦作《荀子集解》,在《宥坐·二十八》名下注曰:“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此乃言明,《宥坐》篇非荀况一人所作,乃弟子们相助辑成之“记传杂事”。弟子者谁?韩非乎?李斯乎?韩李之师弟乎?必有其人也!韩、李之秦,以法家刑杀之言说秦王以取富贵,其赴秦之前,伪造孔子因言诛杀少正卯事,以壮其行志,理所当然耳。 诛杀少正卯,与孔子一贯倡导为政之策不合,早有公论。 《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既然言此,又何必诛杀少丘卯以自封其嘴乎?  以上就是刘方炜关于“孔子诛杀少正卯事件”的观点。在这里，我突然想到现代网络谣言的兴起，其特点与“孔子朝七日而诛少正卯”事件何其相似乃尔！一个事件得以传播，不是因为它是真实的，是有意义的，而是它只要够有意思，够刺激，够轰动，我管它真与假，我要的是站在道德高地的鄙视与唾弃本身，我要的是这种快感。而围观吃瓜群众，又以此为谈资，乐此不疲。我们真是一个缺少反省的民族，是一个缺少敢于理性拷问的民族。更可恶者是那种别有用心，捏造事实，混淆视听，妖言惑众的谣言制造者，真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现代网络传播的特点就像癌症病毒扩散一样，一旦有第一条出现，马上以成几何倍数的速度和数量迅速扩散，其造成的影响实实不可小觑。而最最让人悲观的现实是:造谣所带来的违法成本过于微小，几胜于无。真心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引起重视，能通过有效手段，官方报道等，让谣言无可借势。另外，对于造谣传谣者责以重罚。谣言之害，贻毒无穷。就是因为“孔子朝七日而诛少正卯”这样的谣言，孔子被黑了两千年，更可恨的是常常被解构孔子及中华文化之卑鄙小人拿来说事，而懵懂无知的国人竟也随声附和以示己之高明、而圣之不仁。痛哉，惜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