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金钱是把双刃剑，权力也被视为一把双刃剑，但两者不存在必然联系，却往往被人扯上关系。在古代，朝廷命官普遍低薪,这个已经是众所皆知的史实,也是经过史学家论证的。然而这些朝廷官员手中却掌握着权力，代表着朝廷统治一方百姓。大家知道，古代大多数时候是重农抑商的，所以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古代是不高的。但是商人群体却是直接能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实际效益的，是能创造社会财富的人群。所以经商之人或者地方乡绅地主，都想和朝廷官员，尤其是地方官搞好关系，为其经商或牟利提供便利，巩固和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权利和金钱自此便扯上了关系。  权利和金钱虽然客观上已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但“以权谋私”也被世人所憎恶，因为官员的权力归根到底是百姓赋予的，代表的是朝廷，也代表着支持这个朝廷的底层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古装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贪官始终是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这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所有底层百姓的心声，是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所以，为官不仁往往被世人所唾弃。铁齿铜牙纪晓岚系列电视剧，里面的两个主要人物和珅与纪晓岚就是典型代表，和珅贪污已是尽人皆知，家中财富可谓富可敌国，连乾隆皇帝都拿他没办法；而纪晓岚作为清廉正义的化身，处处与和珅明争暗斗，给人一种视觉和观感的盛宴。和珅最后的结局也许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死后，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直接抄了和珅的家，将其处死，收得白银8亿两，而当时清朝每年的税收收入总计不过7千万两，可想而知其贪污之严重程度。时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一点也不夸张。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为了杜绝官员贪污腐化，历代皇帝出了不少绝招，如史载较早而又清楚的是东晋南朝时期，除了正规的租调以外，东晋南朝还有许多钱,行之于宋齐时的代役钱一恤 ,实行于浙东五郡的塘丁税,对商旅征收的通行税(关、津、桁、埭税), 对市场交易征收的市税和估税,对地方官到任离任的迎送钱,地方官府需要的杂供给。“杂供给”是指地方官在“公用(办公费)、公田(给都督至县官的公田)、秩石(官吏的薪俸)、迎送“诸费以外的收入。自刘朱以来,一直到南齐地方官的俸禄和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又如唐代的公廨钱，其实就是以政府的名义向民间发放高利贷，按月收取利息，以供官俸、吏人课役、公厨食料、军中杂用，以至祭祀、藩夷赐宴和六宫餐钱等费用。是政府官员变相榨取民脂民膏的重要手段。宋代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公用钱、茶汤钱等。  这些名目繁多的收入，一开始确实能解决官员的部分收入问题，但是发展到后面，往往变了性质。因为 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维护社会安定，朝廷靠的不仅仅是武力，同时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这个群体庞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是很难想象的，以宋朝为例，了解的人大概知道，宋代衰败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冗兵、冗官、冗费，其中的冗官，说的正是官僚群体太过庞大，给这些官员们发薪水，已经达到国库不能承受的地步，而官员们的薪水提升的并不多，只是蛋糕还没做大，就要分给更多的人，每个人分到的其实会更少。所以许多政策的初衷是好意，而往往最后都会发展成别有用心之人的利器。  最为让人熟悉的，就是清代的养廉银了，这是清朝特有的官员之俸禄制度，“养廉”其实是清代朝廷希望通过增加官员收入，以达到减少官员们贪污腐化的现象，所以才称为养廉。然而这种金钱的诱惑，往往是不可控的问题。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10倍到100倍。光绪《清全典事例》记载：总督为13,000至20,000两，巡抚为10,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5,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3,000至8,444两。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155两银，养廉银则达10,000两银。而台湾总兵年俸67两银，军事加给144两银，而养廉银则为1,500两银。  从另一个层面思考，因为缺乏国家雄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这些所谓旨在增加官员收入，以达到“高薪养廉”目的而增设的名目繁多的各项杂税，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和纳税人。比如养廉银这一薪给制度并没有取得像清廷统治者预想的效果，反而衍生了更大的贪污问题。当时，仅靠养廉银已经没法满足京官们的需求，所以又产生了地方官的冰敬与炭敬。皇帝对此也是深谙其理，却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牵涉的利益群体太大，实在没法改变，所以乾隆皇帝对和珅的贪污，有一种默许的态度，只要不出大事，就当作视而不见，不管不问，从中也滋长了贪官的野心。  有学者提出，养廉银其实就是清代一种公开的贪污手段，是贪污的合法化。所以那个时候皇帝要反贪，在这个中央集权的制度内，其实就是反自己，皇帝就是最大的贪官，反贪受限于古代集权体制，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要想达到高薪养廉，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历朝历代基本没法逃脱封建体制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关键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