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龙 罗马雄辩家塞内加曾有一句并不“人道”的论断：“刑罚越是公开，就越能对其他人起到更大的改造效果。”作为极刑，死刑无疑处于刑罚金字塔的顶端。虽然不同的死刑执行方式均指向唯一一种最终结果即受刑人的死亡，但绞杀与斩首、鸩杀与车裂、枪决与注射给受刑人的痛苦及耻辱程度，以及给旁观者的视觉冲击却不可同日而语。 死刑不仅仅是一种惩罚，更是一场演出；也因此死刑刑具自诞生伊始便沾染上了功能各异的隐喻。绞刑更适合在公众场合展示以树立法律权威，受刑者如二战的一众主要战犯；而火刑更适合用于涤清“罪恶”，受刑者如反抗“地心说”的研究者布鲁诺。英国式的“具五刑”表达了王权对叛国者的痛恨，苏格兰独立领袖威廉姆·华莱士便在遭受绞、抽肠、火烧等酷刑后被斩首；而相对干脆利落的斩刑则带有一丝慈悲，如欧洲中世纪众多触犯死罪的贵族。  烈烈圣火，焚你残躯 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这些林林总总的刑具表达着同一种残忍。不过在血迹斑斑的欧洲法制史中，有一种刑具的戏剧性比其残酷性更引人注目：它出于人道主义，为了减少受刑者的痛苦而提高了行刑的速度和成功率，却也此化身为高效率的杀人机器；它因为葬送了国王与王国而成为新时代革命精神的标志，却又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很快沦为暴力工具；它在种种争议与指责中结束了短暂的历史，却因其留下了深刻印迹成为死亡的代名词……这个特殊的刑具，就是断头台。 断头台是刑具，但又远不只是刑具这么简单——它在斩断无数个头颅的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而详尽的历史断面。  贝姐刀下死…… 前断头台时代 在英文中，断头台最常用的称谓是“guillotine”和“scaffold”两种。“guillotine”得名于18世纪末的一名法国医生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Dr. Guillotin），他也是大众文化中断头台的发明者；“scaffold”则另有“绞刑架”之意。如果说以发明者命名器物顺理成章，那作为典型斩刑刑具的断头台为何会与绞刑刑具相混？ 在断头台被发明之前，欧洲针对普通民众最常见的死刑就是绞刑。在律法逐渐森严、死刑逐渐常见的时代，需要有便于制作、使用并能保证效果的刑具以满足行刑需求，操作简单、造价低廉的绞刑架遂成了首选。 绞刑执行的方式是以绳索勒住人的脖子，以阻断受刑者的颈部大动脉和椎骨动脉，导致大脑缺血死亡。这种情况下，犯人的死亡漫长而痛苦。为了在保证死亡结果的同时尽量减轻犯人痛楚，英国渐渐发展出了一种“长距坠落”（long drop）的绞刑法：利用犯人猛然下坠时产生的重量把颈椎扭断，令大脑瞬间失去血氧供应，此时犯人已经不会有任何知觉，之后的死亡过程也便相对安详。  《绞刑架下的舞蹈》 这种“长距坠落”需要绞刑师根据犯人的身高体重计算出合适的绳索长度，让犯人在一定的下坠空间内达到足够的下坠，以恰好将颈椎扭断——绞刑架之所以非常高，一方面固然是便于示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服务”于体型各异的犯人。 “长距坠落”在人道主义层面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化，不过这一死刑执行的操作需要极高的专业性，如果绳子偏短，犯人将被慢慢勒死；如果绳子偏长，犯人可能会因为下坠速度过快而身首异处。历史上用时最短的绞刑记录为7秒半，行刑人是英国富有传奇色彩的绞刑师阿尔伯特•皮埃尔伯恩特（Albert Pierrepoint）；他的父亲亨利·皮埃尔伯恩特以13秒的成绩紧随其后。不过技术如皮埃尔伯恩特父子一般娴熟的绞刑师毕竟是少数，在水平参差不齐的绞刑师面前，“长距坠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人道主义就要打个问号了。 作为死刑刑具，绞刑架的发挥并不算稳定，所以在某些地方也会出现替代方式，就比如在历史片断中零星出现的断头台。  绞刑架 早在13世纪，英格兰西约克郡哈利法克斯镇就已经出现了类似断头台的“哈利法克斯刑架”（Halifax Gibbet）——“Gibbet”是绞刑架的另一个称呼，“哈利法克斯刑架”即是“在哈利法克斯镇使用的（特殊）绞刑架”。这种木质刑架高数米，两端柱子中有凹槽，中间架一可上下滑动的横梁，斧头便装在横梁下方，事实上已经具备了断头台的雏形。直到1650年，“哈利法克斯刑架”一直投入使用，可以说是欧洲断头台的鼻祖。 1307年，爱尔兰也出现了类似的刑具，行刑的一幕被记录在一幅名为《在爱尔兰默顿附近处决默科德巴拉》（ 从理论上来看，断头台应当比绞刑架操作更为简单，但毕竟只是“理论上”——这些木质断头台的横梁和柱子之间的摩擦力会减缓甚至停止刀刃的下落，导致其行刑结果甚至比绞刑更不稳定，这或许也是断头台虽然历史悠久却影响不大，甚至未能赢得一个独立名称的原因。  “哈利法克斯刑架”和“苏格兰少女” “路易塞特”与“吉约坦” 作为主要针对普通民众实施的死刑，绞刑及“哈利法克斯式”斩刑沾染上浓烈的折磨色彩似乎也映射了等级社会冰冷面孔，那针对贵族的死刑是否会多一丝慈悲呢？制度设计上或许如此，但实际结果却不尽然。古代欧洲针对贵族最常见的死刑是斩刑，也即由刽子手执斧或剑对犯人实施斩首。然而正如绞刑需要一个专业的绞刑师一样，斩刑的效果也取决于刽子手的专业程度。想要一刀斩断脖颈，需要精确地让刀刃砍过骨头毗连处，刽子手的不专业或是故意，均会导致这一本应迅速的死刑变成漫长而折磨，最著名的“意外”莫过于苏格兰玛丽一世被砍了三斧才宣告身亡，这给受刑者本人和围观者带来的生理和心理折磨可想而知。 在机械工艺得到足够发展之前，绞刑还是斩刑同样因为不可控而变得恐怖，相比之下机器比人更不可控，这或许也是断头台无法取代绞刑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1789年7月14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日记中写下“今日无事”。就在同一天，手持武器的巴黎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狱，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一个多月后，制宪国民会议颁布了《人权宣言》，其第八条明确规定：“法律只应设立确实必要和明显必要的刑罚。”  人权宣言 对于在启蒙运动浸淫已久的法国人来说，废除残酷死刑、设立不分阶级而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刑罚是革命精神的“刚需”。作为《人权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吉约坦在1789年10月召开的国民议会中提出，死刑应当不分贵贱，统一采用“干脆而迅速”的斩首方式。很快，另一位医生安托万·路易（Antoine Louis）和一位德国工程师托拜厄斯·施密特（Tobias Schmidt）对传统断头台诸多细节进行改良的基础上制造了新式断头台的原型。与传统的“哈利法克斯刑架”相似，断头台由高高的架子与沉重的刀片组成，刀片用绳索悬挂在顶部，执行死刑时刀片垂直坠落将头颅截断。 在新时代机械技术的加持下，改良后的断头台稳定而高效，从时代精神来看，完全契合了《人权宣言》中尽量减小受刑者所受痛苦的人道主义关怀。1792年3月，议会决定将以断头台为基础的斩刑作为死刑执行的唯一方式；同年4月，断头台正式开始运作，强盗尼古拉斯·雅克·佩莱捷（Nicholas-Jacques Pelletier）成为这台高效杀人机器下的第一个亡魂。  路易塞特 为纪念其发明者——准确来说是改良者安托万·路易，断头台最初被法国人称为“路易塞特（louisette）”；但很快，断头台的名字变成了在国民议会上力挺“路易塞特”的吉约坦。这并不是一项荣耀，因为“路易塞特”刚刚发明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可，法国人将吉约坦与这种新式杀人机器相联系更多出于讽刺与嘲笑。显然吉约坦并不希望断头台以自己的姓氏为名，其后人甚至因此更改了姓氏，但吉约坦与断头台的“缘份”却由此在大众文化中扎根，以至于衍生出吉约坦为断头台发明者、最后又死于断头台上的“都市传说”。事实上吉约坦于1814年病逝，与断头台毫无关系。 关于断头台的故事至此似乎已经接近尾声：随着机械技术的发展与人道主义的普及，人们终于在18世纪末找到了一个能让受刑者有尊严、无痛苦死去的方式。然而，断头台毕竟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被制造出来的，当它与革命相联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走上一条轰轰烈烈的道路。 就在断头台在巴黎架起后的第五个月，路易十六被国民议会废黜。1792年9月22日，也即路易走下王位的第二天，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了。  路易十六 从国王到“革命的敌人” 新式断头台的第一个名字是“路易塞特”，这几乎成了一个隐喻：因为很快断头台就要迎来一个最为特殊的受刑者：路易十六。 从1792年10月法制委员会受命研究审判路易十六开始到1793年1月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执行死刑之间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但这三个月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对于共和国的领袖来说却显得尤为漫长，因为审判路易十六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1791年宪法》中的确规定了“法律权力至上，国王只能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只有根据法律才得要求服从”，这与路易十四宣称的“朕即国家”已有明显不同。然而这一部宪法依然决定了君主制，并规定公民需要宣誓“忠于国家、法律和国王”、“国王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等条款。这一制度框架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国王是否能够被审判？如果能，又有哪个机构拥有审判国王的资格？就算能够顺利审判，就宪法而言国王承担的最高处罚即为放弃王位，那又如何为这样的国王定罪量刑？  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 层层推导下来，作为原国王的路易十六似乎无论如何也不会与断头台扯上联系。不过，以上推理都只是建立在法律逻辑的基础之上，而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审判路易十六早已成为一个关乎于新生共和国命运的政治事件。共和国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为此在国民议会上发表了一段堪称法国大革命中最著名的演讲：“主张审讯路易十六的人，是在质疑革命。如果他受审，就有可能开释，他就有可能无辜。但如果他无辜，革命又是什么呢？如果他无辜，我们岂不都成了诽谤？国王必须死，因为共和国必须生！” 与之相似的论调还有山岳派议员圣鞠特的惊人之语：“统治，就不能是无辜的。任何国王都是背叛者和篡夺者……必须以国王之死为人民被杀复仇……如果他（路易十六）是纯洁的，那么人民就是罪恶的！”。 理性来说，国王不必死，共和国也能够生；路易十六是纯洁的，人民也未必就是罪恶的。但罗伯斯庇尔和圣鞠特们的呼声在当时无疑极具影响力与传播性。在审判路易十六并对其判以死刑本身成为任务的背景下，立法委员会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路易十六应该受审判，废黜王位不能视为刑罚，而只是政权的更变；路易十六应依刑事法中关于叛国和谋反罪的法律受审判；最后，路易十六应由国民公会加以审判，而无须遵从其他法庭的审理程序，因为国民公会代表人民，人民代表着一切利益，一切利益就是正义，国民法庭是不可能违反正义的，它也就无须拘泥于那些形式。  罗伯斯庇尔 路易十六或许有罪，但这些罪行与审判本身已经没有必然联系了。1793年1月16日，国民公会对路易十六进行了量刑表决，以387票赞成对33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针对路易十六的死刑判决。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踏上协和广场的断头台，留下人生中最后一句话：“我清白死去，我宽恕所有送我走向死亡的同胞，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 路易十六的血是否能平息上帝的怒火不得而知，但他的血不但没有平息时代的怒火，反而将其越烧越旺。路易十六之死是一个富有代表性的时间节点，断头台所斩断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王的头颅，而是一个时代、一种制度。如果历史的进程到此为止，断头台一定能以其人道主义精神名垂青史，因为它给上至国王下至强盗带来了平等、迅速而体面的死亡。然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空气太过气炽热，人们渐渐无法控制局势的发展，而断头台的人道主义关怀也将在狂暴的岁月中蜕变成杀人机器。 随着“恐怖统治”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被定性为“革命的敌人”（enemies of the revolution），在“无须拘泥于那些形式”的过程中被推向断头台，这些人里有不少革命者，其中更包括罗伯斯庇尔本人。至1794年，法国有超过6万人成为断头台的刀下亡魂。观看公开处刑甚至成了当时巴黎的一项热门活动，这份“战绩”让断头台得到了“红色剧场”“人民复仇者”“国家剃刀”等种种“雅号”。  处死路易十六 结语 从死刑刑具的发展历程来看，断头台相比传统刑具无疑最大限度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但因为其与法国大革命纠缠至深的命运，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时代的血色。当吉约坦在国民议会上力推断头台时，他只猜到猜到了开始，却没猜到结局。 1793年11月8日，当罗兰夫人走上断头台时，留下了一句为振聋发聩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这样的血色时代下，断头台给世人的血色印象，自然难以改变了。法国小说家雨果在其《九三年》一书中对断头台做了如此论断： “初看上去，这个东西给人的印象是一件无用之物。它耸立在开花的欧石南丛中。你会暗自纳闷儿，不知道那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等再仔细一看，你就禁不住打一个寒噤。那是一个架子样的东西，有四根木桩撑着。架子的一头，笔直地耸立着两根高高的柱子，它们的顶端由一根横梁连接，上面高高地吊着一个三角形的东西，在清晨的蓝色天空中那个东西看上去黑乎乎的……把两块嵌板镶接起来，中间就出现一个圆洞，大小正和一个人的脖子相仿……这个怪物 漆成红色，全部都用木头造成，只有那个三角形东西是铁的。它那么难看，那么鄙俗，那么平庸，使人觉得它是由人造出来的；可它的样子又那么庞大，使人觉得应该是由神灵搬到这儿来的。 一座建筑代表一种教义，一架机器代表一种观念。拉图尔格凝聚了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包括中世纪，藩属时代、采邑时代、封建制度；断头台只包含了九三年一年的历史；而这个十二月却丝毫不亚于那一千五百年。拉图尔格就是君主制度，断头台就是大革命。”  同样死于断头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十六的妻子 雨果的“断头台就是大革命”这句话，与罗伯斯庇尔的“国王必须死，因为共和国必须生”形成奇妙响应。只是路易死得干脆，但共和国依旧生得艰难。 1977年9月，法国人最后一次使用断头台行刑。1981年，法国总统密特朗签署了废除由断头台执行死刑的法令，断头台从此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不过这一切已经无法抹去断头台身上的法国印迹，在美国迪士尼公司出品的电影《加勒比海盗5》中，主角杰克·斯帕罗面对断头台时曾说了一句台词：“断头台（吉约坦）？听着像法国货。我喜欢法国货。” 放眼历史，吉约坦本人恐怕不这么认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