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代宋后中国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

不见好久

对东西方社会来说,过去的一千年初都具有转折意义,中华文明历经五代十国的半个多世纪割据混乱及边缘地区游牧民族的入侵,已经开始失去扩张势头,转而内敛.随着文化的扩散,周边的游牧民族开始融入汉族的文化.唐朝的衰落以及游牧民族的南侵,正是这一文化扩散及教化的结边缘地区力量较之宋朝有极大的优势.一方面他们吸收了汉人的经验技术,开始推广农业,使军队可以经受持久战.这点已经不同于完全游牧的匈奴和突厥,他们因为缺少粮食,一旦遇到旱情,或掠夺战不能得逞,就会分裂.另一方面,它们还保持着游牧民族作战的迅猛和机动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对军事胜负影响很大的马匹,南方汉区的马匹,在质量上与北方相比就差强人意了.北方民族还学习掌握了宋朝的军事技术,比如连弩,火炮等,他们大量地掠夺汉人中的技工,成为他们军队中的教官和技术指挥,因此在军事装备和组织上都优于宋军.

宋朝开国时,就面临三边对峙局面,几经争夺,都处于防守的弱势.更为重要的是宋朝没有取得河西走廊的控制权,陆路的丝绸之路中断了,使与西部的贸易被扼杀,只的靠印数纸币维系经济.在被辽,金,西夏蹂躏的毫无生气之后,又迎来来更加强健和团结的蒙古铁骑.宋朝的衰亡实际上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无论是阿提拉,还是成吉思汗,"这些伟大的野蛮人闯入了发达的历史文明地区,几年之内,他们使罗马,伊朗,中国瞬间被夷为废墟.他们的到来,动机及消失都是极难解释的,以致使今天的历史学家还倾向于古代著作家们的结论,视他们为上帝之鞭,他们是派来惩罚古代文明的".以上是<草原帝国>作者格鲁塞的结论.但处于新石器末期的狩猎型蒙古人进入中国腹地,究竟是文明的发展?还是文化的进步呢?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政治最基本的特征是其“家天下”政治形态，而这可能也是理解元朝政治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其具体表现，主要是皇权（含汗权）独尊，臣僚奴化，宗亲分封，家臣执政。尽管中国历代王朝从广义上讲都是“家天下”政权，但蒙元王朝在这方面无疑属于比较突出和明显的一例，并且其内容带有一些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特殊性。这些内容多少不等地对明朝政治产生了影响，与汉地制度、意识形态领域内既有的尊君、忠君倾向相结合，共同成为明朝极端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来源。

讨论元朝皇权问题首先要追溯到大蒙古国汗权。蒙古建国前夕，漠北草原各部大都已出现相当显著的社会分化。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被称为“那颜”（汉译“官人”）的贵族。较大的部落集团通常都有一位最高领导者，拥有“汗”（或译为“罕”）的称号。由于部落集团时常出现分化和重新组合，这些“汗”的权力并非十分稳定。但在弱肉强食的兼并过程中，唯一的至上权力观念在草原社会中已逐渐产生，即所谓“天上止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随着成吉思汗对草原的统一，这种至上权力在现实中迅速发育成熟。君临漠北的唯一“大汗”成为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草原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代表。汗权的产生，主要根源于统一前草原上的等级关系。

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草原本位的大蒙古国由此蜕变为汉地本位的元王朝。随着中原模式官僚体制的建立，元朝国家制度与大蒙古国相比有了显著不同。但就“家天下”政治格局而言，两者一脉相承，并无大异。在加上尊号、庙号、谥号等汉式美称，辅以都城、宫阙、朝仪、印玺、避讳等汉式典制之后，汉地的尊君卑臣传统与大蒙古国汗权彼此结合，进一步保证了元朝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草原社会“主奴关系泛化”的倾向继续向汉地延伸，汉族百姓同蒙古牧民一样，被视为与皇帝有依附关系的属民。元朝政府将他们根据职业标准划分为若干种类，称为“诸色户计”，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站户、灶户等等，分别为国家承担不同义务，“各务本业”，“各有定籍”。其定籍佥拨，不由自主，世代相袭，不得脱籍移易，反映出国家（皇帝）对普通百姓的人身控制较之两宋明显有了强化。元朝汉语中有“怯怜口”一词，源于蒙古语，意为“家中儿郎”，特指蒙古、色目贵族合法占有的私属人户。而从更高的角度看，当时也已经有“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的说法。在至元十六年禁止回回人依本俗杀羊的一道圣旨里，忽必烈重申了蒙古诸大汗讲过的一段话，略谓“为天护助俺收抚了您也，您是俺奴仆，却不吃俺底茶饭，怎生中？”作为被征服者，自然也就成了大汗的“奴仆”。这段话虽是针对回回人所说，但毫无疑问同样适用于汉人。何兹全先生说：“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元代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变局。……蒙古人……把人身隶属关系和奴役制普遍的披在汉人社会上面。他们把全社会的人民都看作皇帝、贵族吃粮当差的被役使的人户。”此言大体上是不错的。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
　　
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
　　
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 ，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 。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 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与汉化迟滞的特点相联系，元朝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既行汉法，又存国俗”。史学家孟森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 所谓“无制度”，不能理解为没有制度，而应当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与汉族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差距较大，或者名同实异。元朝制度的二元性与辽代南北面官并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现为“蒙汉杂糅”，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互相联系，嵌合在同一运转系统当中。政权主体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残存的蒙古旧制则被各自配置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不同部位发挥作用。北魏、金、清诸朝制度都有类似性质，但不如元朝明显。对于元朝的种种“蒙古旧制”，蒙元史学者大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处想说的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表面看并没有很强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质上却仍反映出文化差异的背景。这实际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体现。
　　

元初,农业经济遭到严重摧残,世祖成宗时期,农业经济稍有恢复,但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其农业经济之所以未能充分发展,首先是因为元朝贵族的屠杀劫掠,使国家户口大量散失.成吉思汗时期,从1213年冬--1214年春伐金的三个月里,攻破九十余郡,两河,山东兵过之处,数千里内,人民几乎被杀尽,城郭变成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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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时,杀掠,屠城的现象虽然有所收敛,但仍然随时随地可见杀人放火之事.屠掠的结果是户口流散,人口骤减.元灭金时,得户87万,口达475万,而金全盛时(泰和七年),户达768万,口达4580余万,元得金之户,仅占金全盛时的11%,所得之口仅占金全盛时的10%.其次是因为国家强占民田为牧地,致使大量良田荒芜.太宗时,中使别迭曾说:"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这类愚昧落后的建议,虽经耶律楚材的谏阻未被采纳,但强占民田为牧地的情况,仍屡禁不止.

如至元11年,亦乞里带强取百姓田户,桑园,庐舍,坟墓,分给探马赤军为牧地,至元二十八年,安西王的牧马人,仗势夺取民田10万余顷.此类事件,直到元末,仍未断绝.因为无休止和无限度地搜刮民马,严重影响了劳动生产.据不完全统计,从世祖到文宗末,四十年间括马11次,共计70余万匹,和买马匹次数更加频繁,以致聚敛之臣桑哥,亦有汉地马匹绝种之忧.

凡此种种,都严重影响和破坏了农业生产力,阻滞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加上天灾和各式各样的自然灾害,当时的人民真是民不聊生.

元朝毕竟是刚从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的政权,它在很多方面还保留落后的一面,如将数目庞大的中原民户掠为官,私奴隶或农奴,将民众按民族分成贵贱不同的等级,实行民族压迫.在政权建设上,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同时,又分封食邑,军将各据一方,各自为政,造成政出多门,十羊九牧的局面.

元朝的财政较之以前历代,最显著特点就是财政困窘.至元29年财政收入为2978300余锭,支出为3638500余锭,亏空66万锭.大德11年,中书省说,近些年来"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至顺2年,经费短缺239万锭,其它年度,亦是国用不足供给.元财政的另一方面特征是管理混乱,从财政体制上看,除中央财政以外,中央所属各中枢机构和专门机构,都有自己的财权,财源和仓库,而又互不统属,致使政出多门,财力物力分散,从财政制度上看,南北各异,征收办法也不统一,户等划分,五花八门,致使赋役不均.纸币成为国家唯一法定通货,发行货币成为国家的主要征收手段,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绝无仅有者.为补充财政不足,元朝大肆进行财政性货币发行,以致引起纸币贬值,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元朝的财政支出,品类繁杂,名目众多.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各类赏赐,宗教迷信,官府经费及官俸,皇室费用等.文宗时中书省臣说:"近岁帑稟虚空,其费有五,曰赏赐,曰做佛事,曰创置衙门,曰滥冒支请,曰续增卫士鹰坊".这些无节制的耗费,不仅害民,而且足以丧国.此外,尚有漕运费用,水利建设费用及赈恤支出,文教支出等等.

元朝一代,对宗室诸王,贵戚,勋臣备加优待.据<元史.诸王表>统计,凡封国123个,封王,进封,益封者达228次,封王食邑,领有民户,食其地租.这样,既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又等于变相的财政支出.此外,对诸王,驸马,勋臣,百官,还有优厚的赏赐.所有这些都加重了民众的税赋负担,使民族矛盾愈演愈烈.越来越激化.

简短的结论:元朝是奴隶制刚刚进入封建制度的民族建立的封建帝国.它所残留的愚昧落后,野蛮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反映到自身的财政之中.诸如凶残的屠戳掠劫,严苛的民族歧视,吞占农田以广牧地,抢占良民以为驱丁,马匹的括买,赋役的变异,食邑之滥,佛事之崇,腐败的吏治,无度的爵赏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奴隶制残余在经济上的表现和反映,并严重阻滞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同时,也加速了蒙元帝国的迅速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