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午门血案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兵败土木被瓦剌俘虏的恶劣影响，还在北京城内持续发酵，自十六日噩耗传来至今八天内，百官虽然从最初的混乱当中逐渐安定，可聚集在大家心头的怒火却是与日俱增。 是日郕王朱祁钰摄朝午门外，依例举行朝议，排在六部九卿班次内的右都御史陈镒越众而出，率先上奏，历数王振祸国乱政罪过，致六师失陷土木，倾危宗社，请求诛杀王振全族以安人心！ 此议赢得科道言官赞同。 王振把持权柄多年，百官恨之入骨，如今又逢土木之变，大明重演侵徽钦二帝被掳五国城的故事。国家朝不保夕，众廷臣急需宣泄心中的愤懑，当即群情激奋之下，纷纷痛哭响应，要求诛灭王振一族，若不奉诏，群臣死不敢退！  年轻的郕王从未见过百官力请的大阵仗，一时不知如何决断，只含糊道，容后再议，便退入门内。 六科十三道御史哪里肯依，义愤填膺的越过朝仪班次，拥入了午门，一副不得旨誓不罢休的架势，把郕王吓得不轻，当即战战兢兢的允了所请，并遣锦衣卫指挥马顺前去拿办王振一族。 言官都道，马顺乃王振的党羽，应派遣右都御史陈镒前去。 午门前混乱不堪，马顺不合时宜的蹿出来，带着锦衣卫力士呵斥百官退下。 时任户科给事中的王竑忽然暴起，击打马顺撕咬其面，并道：“马顺往时助振恶，今日至此，尚不知惧！” 王竑的举动激起了文官们的血性，都群起殴打马顺，将其活活打死。 马顺虽死，可众官们犹不满足，又索要王振党羽毛贵、王长随两人，太监金英无法将二人推出，亦被众人殴打致死。 百官们尤其是言官的暴动，让郕王大惧，坐立难安，准备退回宫内。 当时班行杂乱，众官在当廷击杀马顺后，激情消退，都开始恐惧起来，百官之首的吏部尚书王直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 新任的兵部尚书于谦及时站了出来，挤开混乱的人群，来到郕王面前，抓住朱祁钰的衣服高声劝道，群臣心为社稷耳，并无他意。 于是郕王赦百官无罪，混乱消弭于无形，众大臣们这才释然，拜谢而出。 吏部尚书王直执于谦手赞叹，朝廷正是依仗你的时候！虽有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好今日的局面！ 从二十三日的午门血案开始，当此多事之秋，有担当、敢于任事的于谦逐步走到台前，被百官接纳认可，成为事实的领袖，大明王朝的命运在急剧跌宕之后，悄然回到了正轨。 虽道时势造英雄，可英雄亦造时势！  皇权的转移1 八月十六日，朝廷收到英宗被俘的消息，孙太后心惊之余，慌忙搜罗后宫金宝文绮，载了八匹马送往也先的大营，希望能赎回皇帝。 十六日的早朝百官一片混乱，六师失陷，皇帝被俘，无异于天崩地陷！ 此时京师并无可战之兵，仅有的老弱不足十万，守城都嫌勉强，若也先来攻，失守恐怕只在朝夕！ 恐怖情绪弥漫在朝廷之上，素来精通星象的翰林侍讲徐珵，当场便提出：“验之星象，稽之天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 这种论调更加深了百官忧虑，南逃避祸声音登时四起。 历任永乐、洪熙、宣德、正统的四朝老臣、礼部尚书胡濙站出来道：“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也。” 永乐皇帝将都城迁到北京，以天子守国门怎么能说逃就逃呢？ 时任兵部左侍郎的于谦更是厉声喝道：“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于谦的话掷地有声，得到六卿之首的吏部尚书王直的支持。于谦继续建议，当此时应立刻召集天下勤王之兵，誓以死守！  这个主张遂成定议，明廷上下决定抗战瓦剌。 但此时，大明王朝还有一个比守卫京师更为严峻的问题，那便是谁来主持大局？ 2 当初明英宗亲征时，命皇弟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师，注意是“居守”，并非监国。 什么叫“居守”呢？ 按辞海的解释，特指皇帝出征或巡幸时，重臣镇守京都或行部。 也就是说郕王朱祁钰的职责是镇守京师，别看“镇守”和“监国”的字面相差不大，实际上两者所代表的权势有天壤之别。 “监国”是代天子留守处理国政，可“镇守”的权力就可大可小。 事实上英宗皇帝并没有授予郕王代理监临国事的大权，这一点在礼部制定的居守条例中就可以看出。 居守条例规定，凡有紧关重事差人赴皇帝行在处奏请，其余常事奏本该科编收，等皇帝回京处置。而郕王除了每日在午门外的阙左门前，例行接受百官朝拜，充当摆设外，就无半点儿权力。 所以当皇帝被俘，真正的权力中枢猝然消失，大明朝廷出现权力真空，中央六部等紧要部门势必陷入僵滞，国家大政无人处理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更让百官深感王朝末日来临。 十六日之后，从战场上陆陆续续逃回的士兵，将这种恐慌的情绪进一步扩大，百姓富户最实际，收拾细软南逃者甚众，而在京的官员们偷偷离开的也不在少数。 恢复中央秩序成了摆在大明百官面前最为紧迫的事。而作为名义上最高决策者的孙太后，一开始寄希望于金银，希望能打动也先，放回皇帝，可一连三天仍无半点音讯传回，百官接连上疏，人情汹汹，急切请命，让孙太后不得不早下决断。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下敕书，以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郕王暂总百官理其事，并命文武群臣，凡大小事务悉启郕王，听其令而行。 如此一来，国家大事有了暂时的处理人，郕王，但要注意这只是暂时性的委任。在敕书中，孙太后还着重强调，皇帝率六军亲征，至今尚未班师，这不仅是替英宗开脱隐罪，更是抱了也先能放皇帝回京的幻想。 那这时候，被俘的英宗皇帝是怎样的光景呢？ 3 在八月十五日明军惨败，英宗被俘虏，这对也先来说简直是意外之喜，作为“奇货”的英宗皇帝，自然成了也先叩关的头号牌面。 十七日，也先挟英宗到宣府，让英宗传旨召守城官将出来见驾，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英宗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竟然照做了。 侍奉在英宗跟前的袁彬前去宣旨，要镇守宣府总兵官杨洪等一干文武出城接驾，而此时的宣府镇周遭卫所，或被围困，或守备将官早已奔逃，宣府基本上已是孤城。 这样的情况下杨洪当然很为难，在京师还没明确指示传来，英宗作为唯一合法的皇帝，他的旨意没有理由抗拒，但若真出城见驾，基本上等同于将宣府拱手让给瓦剌，这个责任杨洪担不起。 于是杨洪让城头守卫推说他不在城内，避而不见，拒绝见驾。 也先在宣府城下吃了瘪，继续带着英宗于二十一日来到大同，又差遣袁彬拿着驾牌到城中通告，并索要金币。都督郭登闭门不纳，声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闭！” 后来只有总兵官刘安和几个官员出城见了英宗，并按照英宗皇帝的旨意向也先奉上财货酒食犒劳。 这期间郭登在大同城内，暗自谋划遣勇士救出英宗，只是在和皇帝取得联系后，被英宗以恐有危险而拒绝，最终没能实施。 英宗完全寄希望于太后，他在见到刘安时曾说，也先想把妹妹嫁给他结姻，然后送他回京，仍正大位。为了能早点回京，英宗敦促刘安回奏太后，再多派人送些财货前来赏赐也先，再晚些天，恐怕就深入草原了。 堂堂一国之君天真如此，毫无国家尊严，也是令人不齿！  不过也是在二十一日，郕王暂摄国政的诏令传到边关，晓谕边将，如虏持皇帝御用器物，诈言大驾奉还，威胁开关，不可轻信！ 之后在收到大同刘安等人，擅自出城朝见英宗的消息后，更是严厉申饬：朝廷用尔镇守何为？中国惟知社稷为重！如尔等日后再听诈诱，罪不容诛，慎之！慎之！ 至此边将总算不用再左右为难，在失去皇帝后，朝廷内外重新又有了主心骨。不知不觉中，被俘的英宗，除了顶着皇帝的尊位，实际已与常人无异，大明的中枢权力开始流向了主持大局的郕王手里，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自明。 只是也先并没有察觉到其中的变化，在挟持英宗，带着大批缴获的辎重回到草原，与当初分兵南下的几个头目商议后，决定打着送还英宗回京的旗号，分三路攻明，以期恢复故元荣耀。 但时间不等人，很快大明就率先给了也先当头棒喝。 京师保卫战1 郕王朱祁钰在暂总百官，处理政务后，孙太后为保英宗一系的皇位传承，于八月二十日下诏册立英宗的庶长子朱见深为太子，正位东宫以安人心。 这里要说明一点，明代的皇位传承一直是嫡长子继承制，在明朝的官方层面，建文帝不被承认，而朱棣又以马皇后嫡子自居，之后的仁宗、宣宗、英宗都是嫡长子，这也是一开始长子朱见深出生后，没有被及时册立为太子的原因。 虽然这时候册立朱见深为太子，是有太后的一定私心在里面，可非常时刻倒也也合乎常理，百官自然不会反对。  按照孙太后的设想，以庶长子朱见深为太子，郕王辅政，以待皇帝回京，这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所以在册立太子之后，二十二日孙太后又下诏明确了这一政治构想： 尚念臣民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中选其贤而长者曰见深，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天下。 这次郕王头上的“暂”字被取下，被明确为监国摄政。 可随即新的问题又来了，若英宗皇帝战死，这种监国制度倒也值得称道，但偏偏皇帝成了俘虏，还被也先挟持大肆叩关，这样的情势就比较危急了。 当宣府、大同接连向北京奏报也先挟帝威胁边关的企图后，但凡有些家国意识的臣子，都不可能坐视此等潜在的危险存在，拥立新君，消除祸患自然成了人臣本分。 八月二十九日，大明的文武百官合章上奏太后，再三陈情：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 百官们希望立年长的郕王为帝，面对群情，孙太后也只能应允，命郕王即皇帝位。但在请郕王即位时，郕王惊慌不敢同意百官的迎立，还是于谦站了出来，劝道：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愿，殿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 国家都到了这幅田地，还有什么可推辞？郕王这才同意登位。  行文至此，笔者忍不住多插一句。 有明一代对于谦等大臣拥立郕王继位，并无异议，反倒今天总有人拿着于谦劝郕王登基的话，指责于谦不拥戴太子，存有私心，甚至衍生出土木堡之变是于谦和郕王阴谋夺权造成的，此论殊为可笑！ 于谦当时是兵部留守的官员，只有编收各地奏章、遇到大事需向英宗行在汇报的权力，并没有军政的处置权，而郕王更是摆设，两人甚至连京城都控制不住，更别说边将了，随扈英宗的文武大臣，才是真正的权力核心。 中国之大从不乏英雄，所缺的只是对英雄的敬畏之心，质疑也需建立在事实之上，而非无端抹黑，熟不知这是在自戳民族的脊梁。 至于为什么不拥立太子朱见深继位，让郕王从旁辅政，这跟明代的政治制度有极大的关系。 当初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以天子独领六部各司，实际上是将君权和相权相融一体，六部堂官是政府首脑，可所有决策权在皇帝，缺少了皇帝相当于同时没有了统领百官的丞相。虽然这是加强了君权，但皇帝的负担却很重，于是仅五品职衔的内阁学士，便有了参赞机要的职能。 正统初期，三杨在阁辅政，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多朝老臣，除了身为大学士外，还加尚书衔，后来甚至加少师尊衔，这才使内阁初具国初中书省的权威。但随着三杨先后去世，之后入阁的阁臣不过加侍郎衔，比如战死在土木堡的内阁首辅曹鼐，也不过升任为吏部左侍郎，内阁班次尚在六部之后，根本没有成化之后，领袖百官的威望。  所以失去皇帝以后，百官群龙无首，这样的混乱要远比唐宋时期严峻的多！ 百官急切需要一个新皇帝，不仅仅是为了挫败也先胁迫大明的图谋，更是出于现实国情的考量，“国不可一日无主”，这真不是说说而已！ 而郕王，英宗亲弟，宣庙次子，且年长有独立处理政务能力，由他继位要远远优于刚满两岁的朱见深，故郕王在那个时期被众官拥立是顺理成章的。 2 在顺利完成皇权过渡后，九月初六日，郕王朱祁钰正式登临帝位，是为景泰皇帝，并派遣使臣出使瓦剌。十六日，使臣到达也先所在营帐，宣示了郕王登基的消息。 被遥尊为太上皇的英宗，此时亦无可奈何，他修书三封，一封禅位郕王，一封问安太后，一封致书百官。 至此无论法理还是事实，新登基的景泰帝完全取代英宗成为大明唯一合法君主。 也先奇货可居的企图破产，又怎会甘心，当即表态，准备自送至尊赴京正位，要五府六部官出迎。 十月初，瓦剌军分三路向南推进，东路攻古北口，威胁密云，牵制明军侧翼；中路攻居庸关，正面威胁明军防线；西路也先主力，攻紫荆关，迂回北京侧背，出其不意。  明廷这边其实在朱祁钰暂摄百官时，就已经在于谦的建议下，积极备战。 经过朝堂呵斥南迁，得当处置午门血案等事件，短短几天内，挺身而出，大义凛然的于谦，无形中成为百官领袖。 《明英宗实录》里就曾这般形容：人心依赖，系国家安危者，惟于谦。 时值明军溃败之际，国家危亡之秋，敢挺身而出者，本身就值得世人尊敬！ 于谦被火速任命为兵部尚书，提督诸营将士，成为战时京城的最高统帅，于谦向朝廷立誓：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罪！ 从八月二十日到十月初十，五十天时间，于谦速调援军，修缮器甲，迁民入城，分守九门，荐举将帅，整饬边防。 丧乱的人心逐渐收拾，颓废的国势开始扭转。 当瓦剌三路大军开始攻伐，大明的人心、士气已不同于八月时的怯懦惧战。 瓦剌东路军在古北口被明军迅速击退，中路更是困顿于居庸关下，接连受挫，被迫远遁，于谦选任的守将都堪称勇武。 十月初四，也先的大军抵达紫荆关北口，都指挥韩青率军激战，后因寡不敌众，身陷重围，自刎殉国。副都御使孙祥继续坚守关隘，力阻也先军马于城下不得进关一步，最后也先还是在投敌的太监喜宁帮助下，找到进关的小路，孙祥在前后夹击下身亡，紫荆关这才被攻破。 十月十一日，也先进逼京师，陈兵西直门外。 是时，于谦决心背城决战，坚持将明军主力列阵九门之外，要想守城就不能示弱，出城迎战方为正道。 为了激励士气，于谦亲披挂甲胄督战，严令全军：“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在安排完各城门守军后，于谦将预设战场定为德胜门，欲诱敌进入，聚而歼之。 从十一日夜开始，多次遣将领主动出击，袭击瓦剌营地，迷惑敌军，使得也先不知主力何在，不敢轻举妄动。 十二日，也先知强取不得，以迎送英宗还朝为借口，要求于谦、石亨等主帅、将领来营见驾商议和谈，其意图自然是为了诱杀于谦等人，进而夺取京师。 这一招十分毒辣，如果处理不当，极容易动摇明军的军心士气。 于谦一面晓谕全军将士，“今日止知有军旅，他非所敢闻”，严令不得谈论议和迎驾之事，一面告诫京师文武，此时当“社稷为重，君为轻”。 于此同时，为了揭露也先假和谈的嘴脸，于谦另派使臣出城朝见英宗，并与也先商议迎驾事宜。也先见于谦等重臣不就范，当然拒绝商讨送英宗回朝之事。 和谈的谎言被戳破，京师文武都明白只有抗战到底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十三日，也先一步步掉入战场上于谦预设的陷阱，遣主力攻打德胜门。于谦先以小队精骑迎战，假意不敌，佯败，诱使也先大军进入伏击地，明军相机掩杀，瓦剌阵势大乱，也先之弟及主要将领被击杀，余军败退而逃。 紧接着不甘失败的也先再攻西直门，又被各路明军协同击败。 一连五天未尝一胜的也先未免胆寒，而此时其他两路攻明大军失败兵退的消息传来，孤军作战的也先，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境况下，于十五日夜，仓皇挟持英宗撤退，沿原路快马逃回了塞北。  自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变，到十月十五日京师保卫战大胜，两个月内，大明王朝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生死起伏，社稷总算转危为安，此役于谦居功甚伟，声望至隆，进少保荣衔，成为当之无愧的百官领袖。 正如史书所评价的那样：（于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