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新安函谷关遗址

前天，在三门峡市灵宝县游览了函谷关，今天到了洛阳市新安县怎么又有一座函谷关呢？其中会不会有一座假的呢！答案却是两座函谷关都是真的。为了避免混淆，古人将灵宝县的函谷关称“秦关”，将新安县的函谷关称“汉关”。“汉关”离东面的洛阳市区23公里，离西边新安县城不到1公里。关楼横跨“两京”故道（洛阳至长安的驿道），坐西朝东，北靠陇海铁路，南接青龙山，西临县城，东濒涧水。关前有道天然屏障叫“八陡山”，为古战场遗址。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著名诗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所言之“汉时关”即指此关。

6月9日上午，在渑池县游览过仰韶文化博物馆，即驱车朝新安县函谷关遗址前进。下午3时进入景区，首先看到的是一块石碑，上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安函谷关遗址”。旁边另有一方石刻“丝绸之路，新安汉函谷关遗址”。看了这两方碑刻，联想起灵宝县的函谷关景区，那里没有文物保护标志，除了新建的函谷关城楼外，还有“老子出关”雕塑，以及与道教有关的建筑与碑刻。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志

丝绸之路标志石刻

可能有人要问，秦关、汉关相距150公里，为何都叫函谷关呢？其实，这两座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们都建在洛阳至陕西潼关的崤山故道险隘处，因山高谷深，地险如函而得名。而且“汉关”是由“秦关”迁移过去的，沿用了旧名。据《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那么，函谷关为何要迁往新安呢？东汉应劭注曰：“时楼船将军杨仆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以家产给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遂徙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那是说，灵宝县函谷关东迁至洛阳新安，是因新安人楼船将军（水军统帅）杨仆“耻为关外民”，上书得到汉武帝恩准后才迁过去的。

进了景区，沿着笔直的竹林小道向北步行数百步，是清澈的皂涧河，河边有一段考古发掘出来的古驿道遗址。有介绍说，古驿道凿山而建，山体为红砂岩，石质较硬。驿道东西走向，现清理出来的一段路长58米，宽2、3米。路面上留有清晰的车辙。

通往景区的竹林小道

清澈的皂涧河

发掘出土的古驿道

抬头看，崖壁上刻有文字，是“上元二年十月”，还有“王、赵”等姓氏。“上元”为唐高宗李治的年号，“上元二年”即公元675年。看着这些古代遗迹，脑海中不觉浮现出洛阳城西边的古驿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繁忙景象。

崖壁上的古石刻文字

沿皂涧河向西步行约三四百米，是一片开阔的草坪。草坪上立有一组雕塑。仔细看，其中有汉人，胡人，还有马匹和骆驼。胡人手里捧着丝绸，汉人手里捧着酒坛，看上去是在进行商品交易。汉函谷关是古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关塞，和平时期，关城内外都是东西方商人交易的场所。有史料记载，新安函谷关位列东汉时期洛阳八关之首，其不仅仅是一道关卡，而是一条南北防线。这条防线北及黄河，南至洛河，至少包括函谷关、散关两个关口和“塞垣”或“障”三部分，控制着洛河、黄河、崤山道等水陆通道，进而控制整个洛阳盆地和关中盆地之间的联系。汉函谷关城与故新安县城合为一体，军民共用，城内不仅居住着守城官兵，还有世代在此居住的市民，以及来自内地及西域各国的商人。洛阳曾经是东汉、北魏、大唐的都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汉函谷关则是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关塞，那时的函谷关必然是万方辐辏，商贾云集的景象。

古驿道上的中外商人交易雕塑

离开皂涧河向西不远，是一条碎石铺就的黄砂路，路面平直深远，黄土漫漫，前方是横跨在土埠间的一座关城，即这次游览的目的地——汉函谷关。顺着黄砂路前行数百步，道路两边立有两排武士雕塑，身穿铠甲的武士手持长戟，立于道旁，威武庄严。犹如函谷关正在迎接一位来自洛阳的高官，或者欢送西域回国的特使。忽然一阵风起，刮得路面上黄沙弥漫。耳边似乎响起了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插曲：长路漫漫任我闯/带一身胆色和热肠/找回自我和真情/停步处别视作家乡……

黄土飞扬的古驿道

临近关城时，见左右两侧各有一座残存土台，分别称“北阙”和“南阙”。有介绍说，二阙为汉函谷关南北角楼，左右对称，以拱卫关城。“北阙”俗称“鸡鸣台”，夯土筑成，现东西残长30米，南北残宽20米，残高15米。“鸡鸣台”源自春秋战国“鸡鸣狗盗”典故。史载齐国孟尝君自秦国咸阳东逃，途径函谷关，门客学公鸡报晓，骗得关吏提前打开关门，从而逃出了秦国。“南阙”称“望气台”，东西残长30米，南北残宽25米，残高15米左右。据《史记》记载，函谷关令尹喜见老子骑牛出关西去，劝其留下《道德经》。西汉刘向《列仙传》则将其演绎成传奇故事。说，一日清晨，关令尹喜见紫气东来，称必有异人到来。不一会，老子骑着青牛跚跚而来，尹喜邀老子著《道德经》，并随老子西去，著有《关令子》一书。后人认为“紫气东来”是吉祥之兆，常被制成匾额挂于门前。

北阙台遗址

南阙台遗址

到得关下，关门上方镶有一方石匾，“汉函谷关”四字由康有为题写。城楼的门洞两边各镶有一副石刻对联，东口镶的是：“功始将梁今附骥；我为尹喜谁骑牛”；西口镶的是：“胜迹漫询周柱史；雄关重睹汉楼船”。2014年第33期《中国书画报》刊载李优良先生《函谷汉关觅刻石》文章，介绍汉函谷关刻石故事。文章说，两千多年来，汉关风云战乱，屡遭破坏，多次重修。现在看到的函谷关是1923年由国民党靖西军司令、新安铁门人张钫将军所重修的。历史总是惊人的吻合。汉代新安铁门人杨仆将军建此关，两千年后还是铁门人张钫将军重修古关。康有为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游陕过豫，途径新安时题写了“汉函谷关”门额，镶嵌在函谷关西门洞正上方，石高50厘米，宽60厘米，为砂岩阴刻，其书古拙挺拔，风姿灵动，而题款则用孔子两千四百七十四年癸亥秋南海康有为书（康有为是清末著名保皇派，此处题款不能用清代年号，他又不愿用民国的年号，便选用了孔子年号，可谓别出心裁）。……康有为生前与张钫交往甚密，在新安留下了诸多墨迹。

西边看到的函谷关城

关城西面南侧修有一排实木楼梯，我们踏着楼梯登上城楼。城楼上青砖铺地，四周缀以花草，显得赏心悦目。城楼正中是楼阁残基，青砖砌筑的四个拱门，围着一个中心，上面原来建有关城楼阁，是古代守关将士登高望远处。我们站在城楼上，眺望关下，古道逶迤，晦天苍茫，恰是唐朝诗人王维笔下“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的意境。

关城上楼阁残基

站在关城上俯视古驿道

从关城下来，又去参观考古发掘出土的汉函谷关城墙遗址。考古遗址上架有大棚，下面是发掘出土的关城墙基、马道，及排水口等，都是用方整的石块砌筑而成。目测一下考古现场与关门的距离，约有一华里之遥。

考古发掘的古城墙遗址

考古发掘的古城墙遗址

参观过函谷关城和古城墙遗址，离开景区时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函谷关，这么重要的一座国防要塞，汉武帝怎么会因杨仆“耻为关外民”而东迁呢？回到游客服务中心，看到一本吕克勇先生主编的《新安函谷关》一书，其中有篇曾谦先生撰写的《论西汉时期的函谷关东迁》，阅读该文，方知函谷关东迁主要还是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文章认为，古代学者大都肯定东汉应劭“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之说，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如宋代学者王益之曾考辨说：“杨仆以伐南越，方为楼船将军，犹在二年之后，兼是时仆亦未尝有大功也。”清代沈钦韩等也持怀疑态度：“仆于元鼎五年始为将军，是年破南越封侯，而函谷关之徙在三年，前此未尝有战功。《酷吏传》‘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者’，殆虚妄也。”如果东汉应劭说的迁关原因经不起推敲的话，那么函谷关东迁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文章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新安函谷关地形鸟瞰

第一，军队结构的变化与函谷关地位的下降。函谷关建于春秋战国之际，“因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称天险”。西安至洛阳的东西大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交通线。这条大道自崤山至潼津段，是所谓的崤函古道。其经过的灵宝、陕县和渑池等县，不仅地形高低起伏，多沟涧峭崖，而且自古就是森林茂盛之地……。秦汉之前，四匹马的战车是主要作战工具。这些双轮独辕的战车，车宽近300厘米，车长310厘米，驾四匹马后，长和宽均达3米左右。函谷关前后山岭崎岖，森林茂密，战车须从相对平坦、宽阔的谷沟之处通过。于是，崤函古道便成为唯一可行的交通线路……。函谷关便成为扼守崤函古道的咽喉之地。东西两边，无论哪一方占据了函谷关，就等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公元前627年春，秦穆公不听百里奚和蹇叔的劝阻，出动300辆战车，欲偷袭郑国。蹇叔的儿子随行其中，蹇叔哭着对他说：“晋人御师必于肴。肴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军到了滑国，遇到郑国商人弘高，机智的弘高以劳师之名告诉秦军郑国早有准备。秦军只得顺手灭了滑国而返回。途经崤函古道时，遭到晋国军队的伏击，虽然秦军有所准备，却仍有三员大将被俘。在以战车为主要作战工具的先秦时代，在狭窄蜿蜒的崤函古道中伏击，非常容易成功。所以明末学者顾炎武说：“当苏秦之约从也，山东六国共攻秦，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皆引而归，岂非人险不可犯耶？”

然而，到了汉武帝时，随着对匈奴战争的升级，中国古代的兵种发生了变化。战车的数量逐渐减少，骑兵和步兵的数量大量增加，成为军队中的主要兵种。汉朝与匈奴作战时，每次投人的骑兵，少则2万人左右，多则达18万人。相对于战车来说，步兵和骑兵机动性灵活，不仅可以在平坦之处穿插行军，而且还可以翻山越岭，在密林中也可以穿插行进。于是，函谷关在军事上的防御作用明显降低。

淆函古道在丝绸之路的位置

第二，汉武帝的中央集权与函谷关的东迁。汉武帝时，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措施，加强中央的权力。例如，政治上，设立“中朝制度”，削弱相权，实行“刺史”制度，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经济上，统一货币，把铸币权收归中央，实行盐铁专卖；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当中，扩大以长安为中心的京畿地区的权力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西汉王朝立国之初，有感于秦朝全面实行郡县制度对于统治者的弊端，西汉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加封了刘姓子弟为王，以藩辅汉室。但是，这些诸侯国雄踞一方，日渐强盛，到了文、景时，逐渐威胁到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并因此爆发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正是鉴于诸王之乱的教训，于是采取措施扩大中央直辖范围，以制约关东。函谷关东迁后，在原函谷关地区设立弘农郡，归京师长安管辖，从而使长安的管辖范围由原来的秦函谷关以西地区，扩展到洛阳近郊的新安。可见，函谷关东迁不仅是军事上的需要，更是政治方面的权衡结果。

函谷关东迁新安，设关于两座土丘之间的平坦之地，军事地位大大下降，失去了原有的“险隘”之势。正因为如此，自汉武帝之后，长安防卫关东地区的历次战争，基本上都不在函谷关展开。例如：西汉末年，绿林军西攻长安时，王莽召集五虎抵御，“九虎至华阴回溪，距隘自守”。这是说，王莽的军队不是选择函谷关，而是在华阴抵御绿林军。其后，赤眉军“崇等计议，虑众东向必散，不如西攻长安。于是崇、安自武关、宣等从陆浑关，两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与抗威将军刘均等分据河东、弘农以拒之”。这里，更始帝选择的是在“弘农”（秦关）而不是在函谷关抵御赤眉军。东汉末年，董卓受关东诸将压迫，放弃洛阳，退保长安时，“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戆，诸将军宜慎之。’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铺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董卓也不是选择在函谷关抵御敌军。

由此可见，自从汉武帝东迁函谷关于新安之后，函谷关已基本丧失屏卫西安，护保关中的功能，直到潼关取代函谷关崛起后，关中地区才真正有一座可以屏障关东的雄关。总之，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函谷关东迁并不是当时汉武帝一时的意气用事，它的东迁是有比较深刻的时代背景的。它是西汉扩大中央集权的结果，也是适应骑兵和步兵战法的结果。东迁以后函谷关军事价值大大降低，以至于后来潼关崛起，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