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跨出国门做生意需要的是勇气，那么敞开国门迎客商需要的则是智慧和胸襟。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中国各朝各代对待外商的政策和态度也不尽相同。 纵观历史，大多数情况下，各朝实际上并不把边贸看作经济行为，而看作是政治行为、外交行为，因而对待前来边贸的外国商人的方式也很有趣。  外商入境必须先提出申请 唐宋时期来华的外商众多，阿拉伯商人最为活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与中国相邻近的波斯的“胡商”，他们从陆上丝路携带着香料和珍宝来到凉州、长安，然后深入到洛阳、成都以及长江流域。 外商运到中国的商品有香料、犀角、象牙、珊瑚、水晶木等奇珍异品以及镔铁、砂金、木材等原材料，还有一些高级手工艺品。从中国运出的商品有丝织品、陶瓷、金、银、药材等。 唐代规定，外商入境必须先在边关提出申请，由地方政府申报中央政府批准。743年，唐玄宗出于对外商交通敌国的警惕，甚至下敕禁断外商往来。  唐代有“互市”制度，外商与华人交易必须经“互市”进行。互市的场所是一个四面由堑壕篱笆围绕的院落，入口有专人把守。交易之日，商人携带商品在卯时后来到市场，先与管理官员核定物价；然后开始买卖。 从海路来中国的外商抵境后，须先赴市舶司衙门，由市舶司将货物登记在册，代为保管。之后，商人须交纳30%左右的税后，领回货物，方可在广州列肆交易。进入内地，则须呈报有关部门批准。外商在中国旅行和华人一样，必须凭官方发给的通行证，即所谓“过所”，上面写明旅行者以及陪同人员的姓名、年龄以及所隶属宗族，注明随带的白银与物品。 中唐以后，河陇（指河西和陇右，相当于今甘肃西部地区）被吐蕃占据，西域及中亚各国的使者被隔断归路而滞留长安，其中有一部分人就转而经商，多从事抵押借款和高利贷业务，直至唐末。 唐宋对外商法律优待 宋代政府制定了“招徕远人、阜通物货”的国策，扩大与海外诸国贸易的范围。资料记载，与宋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外国商船漂洋过海而来，也有不少是乘坐中国商船入华。当时中国船大而坚固，安全性能更好。外商抵岸后，须将货物送存市舶库，经官府抽税、核价 以后，才可领回货物在民间销售，程序大体上与唐代相同。 唐宋时代的外商在华享有一种类似治外法权的特权。唐律规定，同一国家的外商之间发生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由该国商人首领依照本国法律处置，中国官吏基本上不加干涉；不同国家的外商相互争斗，则按照中国法律论处。 在宋代，外商享有治外法权的情况就更为普遍了。据《宋史，日本传》记载，日本商人打死中国人后，须交给日本商人头领按日本国法律治罪。阿拉伯商人如果犯重罪就由中国官员审判，但如果是犯轻罪则由蕃长依照伊斯兰法典论处。 明代允许外商永久长住 在明代，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之。当时，外国商人以贡使的名义，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商贸活动。他们带来的主要物品有马匹、骆驼、狮子、钻石、地毯、纸张、葡萄干、宝刀等，然后以此来换取中国的瓷器、红玉、丝绸、茶叶、麝香、颜料、桐油等。  为确保丝路贸易的正常进行，明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管理措施。第一，每一使团进入嘉峪关时，必须出示关文，并逐一登记，不能随意入关；第二，外商在明朝境内从事贸易时，不得大量收购禁卖物品，如茶叶、罗绮、箭竹等，不能将熟铁、兵器等夹带出关；第三，外商必须遵守中国法令，不得殴打中国居民，不得刺探军事情报，不得携带中国人口出境；第四，外商出关时，要接受严格检查。 明朝很重视朝贡贸易。外商入关时，甘肃镇官员要举行隆重的接待仪式置办丰盛的酒席故待，入关后，官府要免费提供食宿和驿递。 进入嘉峪关的外国商人，当地官员按照有关规定将其分为“起送贡使”与“存留贡使”。起送贡使一般只占使团人数的十分之一。他们在前往北京的途中，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要组织盛会欢迎。起送贡使不得从事交易，只能携带一部分优质商品前往北京，一部分贡献于皇帝，一部分在北京市场上出售。他们可获得皇帝的优厚赏赐，以体现明朝在朝贡贸易中所奉行的厚往薄来原则。在觐见完毕后，起送贡使由原路返回。 存留贡使到北京亦得到皇帝的不同赏赐，他们带来的大多数商品在甘州、肃州等地被官府代为出售，而马匹全由陕西行都司收购，用于西北边地的耕防。 明朝还允许外商在中国永久居住。明代西欧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一本书中写道:“外商中有很多已在此地（指肃州）娶妻，成家立业，因此他们被视为土著，再也不回他们的本土……根据法律,在那里居住了9年的人就不得返回他自己的本乡。  明朝对丝绸之路的管理较为得当，绝大多数外商都能按照明朝的法令从事贸易，这使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在明代大放异彩。明朝通过对丝绸之路的管理稳定了西北边疆，与众多的西域国家进行广泛的接触，长期和平友好，频繁贸易往来，使明代丝绸之路成为开放之路、商业之路和旅游之路，对当时西北地区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